杭州铜雕是浙江杭州的传统手工艺技艺，是古代青铜器制造的延续。在吴越和南宋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清同治年间以后，以“朱府铜艺”为代表的杭州铜雕技艺日趋成熟，代代相传。
杭州铜雕的起源可追溯至远古的青铜器时代。从夏朝开始，中国人便创造了青铜文明。在浙江文化史上，春秋时期越王青铜剑、西汉会稽青铜镜都是青铜文化的代表，12世纪初，宋室南迁，定都临安（今杭州），杭州遂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四方移民云集，大批铜匠也涌入此地，以鼓楼附近的打铜巷为中心，每年要制造大量的兵甲、提刀、手弓、弩箭等兵器及日用铜器具。
清同治年间，铜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铜艺产品在款式、工艺等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于1876年出现了朱府铜铺，从此有了生产铜制品的专业工场，继承了青铜技艺，产品从构图布局、造型装饰到技法处理都是传统的，与青铜技艺相通，血脉融合。
清朝的铜锅、铜钩、铜壶、铜罐等铜艺制品，量大且精致，也是铜雕技艺的代表作品，其雕刻手法互相配合，精工细作，以形态逼真取悦于人，尤其是雕刻茶壶和各种首饰，做工精细，不惜工本。顾客常常排队等候购买，生意十分红火。当时的镶嵌是铜和铜之间接合，以浮镶为主，价格昂贵，仅为官镣阶层所用。清朝后期，镶嵌材料有金、银、玉、石、木等，货源充足。一般就地取材，成本较低，外观美丽，为人们所喜爱，因此在铜雕上广泛采用，杭州人称之为“铜艺镶嵌”。这种工艺只是把玉、石、木放在铜板上，然后用胶多次黏合，使之牢固。铜石、铜玉结合，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出现，具有新颖的艺术效果，成为家居摆设和收藏品。
1937年12月24日，日寇入侵，杭州沦陷八年之久。这一时期的国民经济遭受极大的破坏，民生凋敝。西方的洋货大量涌入，充斥国内市场，国产工艺品遭受重创，一些小作坊纷纷倒闭，大批工匠流落他乡另谋生路，杭州的打铜巷也没有了先前的繁华景象。
日本及南亚、西欧国家纷纷来华抢购民间珍宝，中间商应运而生，他们不讲真假，不讲优劣，见货就要，造成市场一片混乱。由于行业不景气，身怀绝技的铜匠迫于生计，无奈改行换业，曾经的朱府铜艺也丧失了原先的光彩，沦为一般商品，珍贵的传统技艺濒临危境。
新中国成立以后，杭州铜雕枯木逢春。朱府铜艺第三代传承人迁到杭州，在河坊街打铜巷安家落户，挂牌开办铜店，恢复了铜雕制品生产。另在杭州成立了西湖之苑，即朱德源书画社，把祖传技艺与杭州铜艺相结合，专做铜字、铜牌和铜艺术品。通过雕刻工艺的改革，丰富了铜雕的创作手法和表现形式，使铜雕艺术慢慢地恢复了元气。
铜雕包括在铜板上作画、写字等。脱胎于石刻、木刻的壁挂而成，因此，很大程度上吸取了传统石刻、木刻的艺术精华，并结合青铜器纹饰雕刻工艺，表现形式不断发展。富地方特色的铜书艺壁画，把名人的诗画搬上铜板，再经化学和物理处理，色调古朴，做到以画为主体，以诗词为衬托，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铜板彩画，将名胜古迹、自然风光、花鸟、人物、神话等填绘喷涂而成，再经氧化着色、抛光打磨、清洗上膜，便成了彩色铜雕画，传承人吸收了民间绘画的精华和民间剪纸、年画的艺术特色，运用到铜雕工艺上，使之具有丰富的表现力。
铜雕不用喷涂上色，铜板上可以得到金、银、铜三种自然金属本色。这种工艺主要得益于紫金铜刻的发明专利。用历史题材作背景，先在铜板面上绘画。布局做到人最并茂，然后手工刻出立体浮雕，经抛砂、打磨、蚀刻处理，在画面上出现三种金属颜色，达到闪闪发光的艺术效果。金、银、铜三色成为画面主体。其特点是不生锈、不褪色、不腐蚀、不脱落、不变形，保存时间长，极具收藏价值。
铜雕用在建筑上的铜装饰不易腐蚀，根据铜可延展的特性，结合铜建筑的结构需要，做成门窗、斗拱、瓦片、水斗、幕墙、壁画、包柱、屋梁等建筑铜构件，对整个画面的外轮郭进行变形、着色的工艺处理，形成多层、多形、多孔、多棱、多面、多线的造型结构。使得装饰永久，色泽不变，造型新颖，坚固安全。
利用铜的自身价值，做成各种工艺品，供人鉴赏收藏。古时候，人们把铜称为“金”，藏铜就是藏金，铜，《说文解字》曰：“赤金也。”最早就被认为是与金子一样贵重的金属。所以，婚庆喜事总要与铜结缘。家中备点铜器，一是表示富裕，二是可以辟邪，三是显得体面。
杭州铜雕产品涵盖了建筑、雕塑、书法、壁画、室内装饰等方面，内容十分广泛。按品种分，杭州铜雕主要包括铜塔、铜殿、铜桥、铜船、铜门、铜像等。在生产中，杭州铜雕应用镂空、叠镶、烘炼、制绿、熔模、点刻等传统技艺，使成品达到完美的艺术效果。用这种传统技艺建造的杭州雷峰塔和灵隐寺铜殿、江苏常州天宁寺宝塔、四川峨眉山大雄宝殿、台湾省台中市金坛祖师庙及大型铜浮雕《佛祖降魔图》、《玄奘求法图》等均是杭州铜雕的代表作，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年轻人不愿意学习传统的铜雕技术，因为难度大，学习时间长。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铜壶等日用品逐渐被淘汰，铜雕的生产实践处于停滞状态。此外，由于缺乏对这一传统手工艺的科学研究和其他保护措施，杭州铜雕技艺已经濒临灭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