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绣是流行于湖北荆沙、武汉、洪湖一带的传统刺绣艺术。据史料记载，始于汉代，盛于唐代，盛于清代。作为古楚之地，武汉特殊的地理环境为汉绣的发展提供了文化土壤。石首市的绣林镇、洪湖市峰口镇一带的绣花堤以及汉口的绣花街，都是因刺绣集中而得名。汉绣构思大胆，色彩丰富，画面饱满，装饰性强，处处透露着楚风的韵味。
提及汉绣的起源，其历史上限至今仍无定论，尚在探讨之中，考古学的发展揭开了历史的神秘面纱，随着出土文物的增多，人们重新认识了汉绣的滥觞，研究人员依据楚绣与汉绣在文化内涵、技术特色及艺术风格等各方面的历史渊源，普遍认为汉绣的，源流可以上溯到战国时的楚绣，楚绣，又称楚地刺绣，是在战国，时期楚国境内的刺绣，湖北马山―号等楚墓中所发掘出的文物给，楚秀研究提供了大量依据，文物中包括一些绣工精美、纹样华，丽、构思设计大胆独特的绣品，这些都是荆楚地区汉绣遗留下，来的宝贵实物材料，先秦时期是我国刺绣的发端时期，但我国，丝织工业最高水平的代表非楚国丝织业莫属，屈原的《楚辞。招魂》：“翡翠珠被，烂齐光些”“被文服纤，丽而不奇些。”描绘的是一幅楚宫丝织品图，而汉绣的大胆多变、大雅若俗的风格更是继承了古楚人的基因特性。
现今广为流传的楚文化艺术遗产均是造型清秀、韵致俊逸、色彩富丽、线条流畅的艺术珍品，汉绣纹样也不乏此类艺术特色的呈现，这便是楚文化在民年基因传承的重要体现：第一，艺术特色继承的内因是楚人性格豪迈，热情且浪漫；第二，艺术特色传承的外因和动力，则是由于楚艺术本身的艺术之美，深深影响着中国传统审美趣味，正因为这两点原因，使楚绣得以继承并演变成汉绣，这一趋势是很难动摇和改变的。
但汉绣的鼎盛期毫无疑问是清末明初，荆州江陵是湖北地区早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在。汉口镇作为军事重地在明清时期得到发展，商家云集是此地即江陵之后成为湖北新的政治经济为华中心。汉剧随着汉口镇的繁荣得以传播，此时，荆州刺绣便不仅仅用于民俗服饰和宗教祭祀，同时还被应用于地方戏剧配行，头（剧装）。汉剧发展给汉绣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荆州传播到汉，最终将武昌作为生产基地。
清末时期，绣铺多开于武昌的营坊口、塘角、白沙洲、积玉桥和汉口的黄陂街、大夹街等地，当时还成立了一个绣局，就是专门管理汉绣的一个机构，这些（汉绣）店铺都集中在汉口，就是万寿宫一带，也就是我们的大兴楼这一带，据资料记载共有3家，所以当时形成了武汉一个有名的绣花街，绣工大概有2000多人，将汉绣发展推动至鼎盛时期。当时大批的名重花稿画师，如童玲桥、张进前，除此之外还有擅长龙凤图案的杨新阶等等。随着浓厚的艺术氛围影响，武汉刺绣业将培养重点放在画工和设计人员身上，这便是汉绣技艺得以良性发展的关键所在。
汉绣，以楚绣为基础，融汇南北诸家绣法之长，揉合出了富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新绣法。 它的用针有别于四大名绣……苏绣、蜀绣、湘绣和广绣，采用一套铺、平、织、间、压、缆、掺、盘、套、垫、扣的针法，以“平金夹绣”为主要表现形式，分层破色、层次分明，对比强烈。追求充实丰满、富丽堂皇的热闹气氛，绣品可以枝上生花，花上生叶，叶上还可出枝，充分体现了“花无正果，热闹为先”的美学思想，呈现出浑厚、富丽的色彩。
汉绣下针果断，图案边缘齐整，名之曰“齐针”。绣品多从外围启绣，然后层层向内走针，进而铺满绣面。除“齐针”的基本针法外，汉绣还根据绣品不同的质地和花纹，灵活运用诸如垫针绣、铺针绣、纹针绣、游针绣、关针绣、润针绣、凸针绣、堆金绣、双面绣等等针法，富有很强的立体感，在绣业中独树一帜。
随着电动绣花代替手工绣花，如今汉绣风光不再。我们看到的仅仅是电动绣花比手工绣花速度快，而忽略了汉绣不仅仅是刺绣，它承载着荆楚地区的文化内涵，代表着一个这个地区的文化底蕴，远远超越了技巧的界限，民俗文化才是让它如此瑰丽珍贵的灵魂意义。
濒临失传的汉绣艺术虽已成功申报为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但她曾经辉煌且鲜明的荆楚民俗文化特征，还未得至益的开发应用，在现代如此优秀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手工艺品，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珍视与宏扬是极其可惜的。
如果说经济增长是一个城市的血液，那么文化底蕴无疑是一个城市的灵魂。简而言之，城市文化是城市和市民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默契。一个没有地方文化，没有悠久历史，只有各种满足物质需求的地方的城市，至少是浅薄的。在21世纪的城市建设中，我们更容易忽视城市文明的社会、文化、历史等综合效益。忽视城市的个体文化，轻视本土艺术，汉绣是荆楚地区的本土艺术，代表了荆楚地区的文化底蕴，是城市的灵魂。值得实践，整理，发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