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儿爷是北京当地的传统工艺品，属于中秋节的应节应令儿童玩具。根据月宫有嫦娥玉兔的说法，把玉兔进一步艺术化、拟人化甚至神化后，用泥巴塑造成各种形态的兔儿爷。起源于古代对月亮的崇拜。明清以来，月宫玉兔逐渐脱离了拜月的附属物，在拜月仪式中形成了独立的形象，并逐渐丰富起来。兔儿爷兼具神圣与世俗的特质，集祭祀与游乐功能于一身。现在兔儿爷已经成为北京最具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兔儿爷是在明朝末年出现的。明人纪坤（约1636年）在《花王阁剩稿》中记载：“京中秋节多以泥抟兔形，衣冠踞坐如人状，儿女祀拜之。”这是最早的关于兔儿爷的记载。兔儿爷也许就是照着“月光纸”上的玉兔形象用泥塑造出来的。
爷，是封建时代对地位尊贵者的敬称。每逢中秋，“请”一尊泥塑的“兔儿”且称之为“爷”恭而敬之地“供”起来。玉兔不是凡间的家畜，也不是野兔，而是广寒宫里的神兔，不能随便捉来玩耍，要玩，只有“请”一尊泥塑的称为“爷”的“兔儿”恭而敬之地“供”起来。
旧时过中秋，祭月是主要的活动。到了八月十五傍晚，家家户户的庭院里，都要面向东南方摆设一张八仙桌，供以瓜果、月饼、毛豆枝、鸡冠花、藕、西瓜等。桌前铺有一块红毡供人们祭拜之用，布置停当后，只见月亮渐渐由东南升起，家中的女子（京城习俗中，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一说）依长幼顺序，一一叩拜月亮。供毕，全家团坐，饮酒赏月，分享瓜果、月饼等祭品。故民间又称中秋节为“团圆节”。桌上的毛豆枝，是专门为“兔儿爷”准备的。
清朝建立后，满族统治者不仅没有破坏汉族祭月的传统，反而继承得相当虔诚。后宫的祭月活动更是郑重其事，搞得红红火火。连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在逃亡的路上也没忘记拜月祭兔。那一年，慈禧太后在逃出京都后恰逢中秋，她在寄寓的忻州贡院中就举行过祭月之礼。清人金易、沈义羚所著《宫女谈往录》中写道：“晚饭后按照宫里的习惯，要由皇后去祭祀‘太阴君’，这大概是沿着东北的习惯‘男不拜兔，女不祭灶’罢。‘太阴君’是由每家的主妇来祭的。在庭院的东南角上，摆上供桌，读出神码来（一张纸上印一个大兔子在月宫里捣药），插在香坛里……就这样，由皇后带着妃子、格格和我们大家行完礼，就算礼成……”从这个故事中还可以看出，清代宫廷是把月中的玉兔称做太阴君的。
民间祭兔却没有这么庄重规矩，突出了游赏性质。百姓把玉兔称做兔儿爷，这种称呼虽不如称“太阴君”严肃庄重，但非常亲切，皇家的礼俗由此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民间节日。到清末时期，兔儿爷变成既是拜祭品又是中秋节儿童的玩具。
民国时期，虽然又改朝换代了，但祭拜并玩赏兔儿爷的风俗仍在延续。一到中秋节，兔儿爷的摊子就摆出来了。前门五牌楼、后门鼓楼前、西单、东四等处，都有卖兔儿爷的摊子。前来买兔儿爷的大人小孩人头攒动，熙熙攘攘。著名作家舒乙先生回忆起那时满大街兔儿爷的时光，曾深情地说：“童年时候兔儿爷就是中秋节的象征，没有了兔儿爷好像就不是中秋节。孩子们都得买兔儿爷，大家都觉得要是连兔儿爷都不买那还怎么得了。”
兔儿爷影响到了北京人生活的诸多层面，在兔儿爷身上不但体现了北京戏曲、节日生活等民俗文化的流变，还体现了老北京人的精神。典型的兔儿爷骑虎的形象，因为老虎的凶猛正衬托了兔儿爷的神通广大，它虽属民间艺人的大胆创造，不过也表现出了老北京人乐观豁达面对生活的态度。“尤其是其将神和玩具有机结合，是只有北京文化——见过大世面，经历过大风雨，既体验了奢华富贵，又经历了衰落炎凉之后的一种大悟，及由此产生的一种蔑视权贵及至神祗，对一切采用实用主义态度，才能产生的文化民俗事象。”
正因为此，老舍的《四世同堂》中，祁老爷子想到他的子孙“将要住在一个没有兔儿爷的北平，随着兔儿爷的消灭，许多许多可爱的、北平特有的东西，也必定绝了根！”
可以说，兔儿爷是北京文化的代表，越来越得到社会民众的关注。每逢中秋，市面上还会出现各式各样、多姿多彩的兔儿爷；在庙会等传统文化场所，兔儿爷也是深受游客欢迎的“常客”，是最具地域代表性的民俗符号。
现在兔儿爷的情况不如以前了，成了稀罕物。即使在春节庙会和中秋节期间，也很少见到，在少数商场的工厂店、后海、工艺品店偶尔能见到。孩子渐渐不知道什么是兔儿爷。尽管如此，其美丽的传说和生动可爱的形象并没有完全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尤其是老一辈的人，在他们单纯而贫乏的童年记忆里，兔儿爷永远是宏大而华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