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业的发展为印刷术的发明和提高带来了条件。印刷术的发明是人们长期生产实践和经济文化生活持续发展的结果，是超越人类精神文化产品创造的划时代的创举。印刷术的普及不仅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也加速了文化知识的传播。
唐朝印刷术的外传有哪些影响？
一、唐朝印刷术传向邻国。
日本是继中国之后第二个最早发展雕版印刷的国家，日本大化革新之后，其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此时中日交通频繁，日本派遣大批遣唐使、留学生和学问僧来华，彼时日本造纸业已有发展，在佛教的促进作用下，印刷术也很快从唐朝引进了。日本最先使用印刷技术刊印的仍是佛经，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印刷术在日本是由政府最先开始使用的，且规模巨大。率先使用印刷术的是日本孝谦天皇，其在平叛朝臣作乱时曾发愿，如能平息叛乱，愿在各地造百万佛塔，每塔各置一陀罗尼神咒。后来叛乱很快平息，女皇也如约开始造塔、刻经,完工后将塔及经咒共百万份分别安置于大和、摄津、近江三个畿内要地的十大名寺中。
关于此事，奈良《东大寺要录》卷四《诸院章》也记载道：“东西小塔院:神护景云元年造东西小塔堂，实忠和尚所建也。天平宝字八年甲辰秋九月一日，孝谦天皇造一百万小塔，分配十大寺，各笼《无垢净光大陀罗尼》摺本。”这里的摺本相当于汉语印本，日本古称“摺写供养”，以有别于“书写供养”。这条记录充分印证了前面女皇造塔印佛经之史实。
《百万塔陀罗尼》印本传世者很多，至今仍有，分布于世界各地。如此大规模的印刷，需要相当精良的技术作后盾，而从史料记载中看不到日本之前有印刷活动。所以，此次大规模的印刷佛经一方面反映了佛教的影响力，且一方面也充分说明了日本印刷术的移植性。因为任何一个技术从发明到推广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不断改进和完善的，只有移植才可以避免这个漫长的过程，直接将对方优秀的技术挪作已用。
所以奈良朝的这次大规模印刷所需的技术当是从唐朝传入。对此，日本学者也大多持有相同观点，木宫泰彦说“从当时的日、唐交通、文化交流等来推测，我认为是从唐朝输的。”秃氏枯祥博士也认为“从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794一1192年)与中国大陆交通的盛行和中国给予我国显著影响的事实来看，此陀罗尼的印刷绝非我国独创的事业，不过是模仿中国早己实行的作法而已。”并且他还认为日本的印刷术是由754年东渡日本的唐代僧人鉴真等人传入的。
朝鲜半岛于668年结束三国时代，建立统一的新罗王朝以后，由于与唐接壤，与唐的交流异常频繁，所以唐代大量的纸写本和印本传入了朝鲜，基本满足了其国内需要，根据现存史料来看，这一时期朝鲜没有发展印刷业。出土的当时的一些印本如《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据研究也是从唐代传入的武周刊本。半岛印刷是从高丽朝前期开始的，当时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八年刊刻完成5048卷的《大藏经》，高丽成宗王治遂于端拱二年遣使韩彦恭到宋向太宗请求赠其宋刊藏经一套，以为其刻印藏经的底本。
淳化四年，唐太宗“遣秘书丞直史馆陈靖、秘书丞刘式为使”前往高丽，“七十余日而还”。秘书省掌管国家的图书出版发行等工作，此时，宋太宗不但授予高丽留学生以秘书省官职，还派遣本国秘书省官员出使，且长达七十余日，这些现象说明这一时期双方之间是一个印刷技术输入的时期。
越南造纸术虽然发展较早，但印刷术却迟至13世纪才从中国引入。唐宋时期，中国出版的印本佛经和历书大量涌入越南，越南本国的经济文化也在不断的发展，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越南的印刷术发展起来了。越南有关印刷的最早记载见于《大越史记全书》《陈记二》，详细记述了越南大庆年间评定文武官员户口时，因为评阅官不了解旧政，误以为用木版印刷的户籍是假的，引起上皇不满，告知用木版印刷户籍帖子是元丰年间的形式。此条可证明越南在13世纪才有了木版印刷,然而在当时也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此后，陈朝英宗又派遣使者出使元朝,求回《大藏经》刊本一套,作为刊行的底本,越南的印刷业才轰轰烈烈的发展起来。此事见《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卷八《陈纪》载：“英宗七年（1299年）颁释教于天下,初陈克用使元,求《大藏经》。及回,留天长府,副本刊行。至是又命刊行佛教法事道场、公文格式，颁行天下。”
二、唐代印刷术对世界的影响。
虽然中亚和西亚的造纸技术是唐朝从中国引进的，但印刷术的引进却晚了很多,直至12世纪蒙古人入主中亚、西亚地区后,其印刷术才有了发展。1260年忽必烈册封旭烈兀建立了伊利汗国,定都于伊朗的大不里士，旭烈兀从中国调来大批的工匠、医生和技师等致力于首都的建设。此后，几位统治者禁止使用金属货币，开始采用中国的纸币制度印发纸币。
印刷工人由境内的汉人工匠与当地工匠合作,完成印刷过程。尽管韩国印发纸钞的行为最终失败,但此举在西亚地区印刷史上有重大意义和影响。拉施特丁在1311年的《史集》中描述了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技术,这也是中国以西地区有关印刷技术的最早记载。12一13世纪欧洲各国通过阿拉伯地区引进了中国的造纸术,从而纷纷建起了造纸厂,但印刷术的传入却是14一15世纪以后。而此时中国的印刷术己经走向活字印刷的新阶段。
前述伊利汗国自1294年发行纸币以来,印刷业得到了发展,并于13世纪初将此技术扩散到埃及。这样,对欧洲人来说,获得印刷术就比较简单了。另外,蒙古军队在13世纪的西征活动,重新打通了亚欧陆上丝绸之路交通线,中国与欧洲有了直接往来,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和科技交流大大加强,这都为中国印刷术向西方传播提供了途径。
据17世纪意大利作者札尼所载,威尼斯的纸牌是从中国传入的,他说“我在巴黎时,一位在巴勒斯坦的法国传教士特雷桑神甫给我看一幅中国纸牌,告诉我有一位威尼斯人第一个把纸牌从中国传入威尼斯,并说该城是欧洲最先知道有纸牌的地方。”欧洲这两种早期印刷品出现在意大利和德国是有深刻原因的,当时的意大利是宗教中心和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对外贸易发达；德国地处中欧,交通便利,与意大利和蒙古汗国较近,所以这两个国家在欧洲最先引进印刷术是很自然的。
欧洲早期木刻本在版面形制、刻板、上墨、印刷及装订等各工序操作上,基本是按照中国的技术方法进行的,这点美国印刷史家特文尼己做过相关研究。欧洲的其他学者也注意到了这种相似性，并认为这种技术是从中国传入的。如英国东方学家柯曾道“我们必须认为,欧洲木板书的印刷过程肯定是根据某些早期旅行者从中国带回来的中国古书样本仿制的,不过这些旅行者的姓名没有流传到现在。”美国学者卡特也认为“在欧洲木版印刷的肇端中，中国的影响其实是最后的决定性因素。”
